
西貢玫瑰小堂(上左)、西貢沙角尾村育賢書室(上右)、沙頭角羅家大屋(下左)、元朗十八鄉適廬(下右)見證香港日佔時期蕩氣迴腸的抗日事蹟。
抗日戰爭期間,廣東多處地方和香港,飽受戰火摧殘,民眾顛沛流離。然而,廣東人民仍前仆後繼,奮勇參與抗戰,各方抗日力量相繼崛起。華南抗日游擊隊中,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(東江縱隊)規模最為龐大;其下以香港為基地的抗日武裝力量港九大隊(後更名為港九獨立大隊),在日軍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期間,憑情報聯絡、運輸補給與掩護營救等游擊戰術多方打擊日軍,成為香港抗戰的中堅力量。
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。為紀念抗戰勝利及東江縱隊的英勇事蹟,粵港澳大灣區繼2024年推出首條跨地域「大灣區教育文物徑」後,再度攜手推出「大灣區東江縱隊文物徑」。古物古蹟辦事處(古蹟辦)已將四座已評級歷史建築與三處抗戰紀念/展覽設施納入「大灣區東江縱隊文物徑(香港段)」,文物徑上的七個地標均設說明牌,參觀者可掃描牌上的二維碼收聽粵語、普通話或英語的語音導賞。

「大灣區東江縱隊文物徑(香港段)」的七個地標均設有附二維碼的說明牌,介紹文物徑上相關歷史建築的抗戰史蹟。
「大灣區東江縱隊文物徑(香港段)」的其中一個地標是位於西貢黃毛應村的玫瑰小堂(二級歷史建築)。玫瑰小堂為西貢早期天主教堂之一,於1923年啟用,並於1939年原址重建使用至今。香港淪陷期間,玫瑰小堂一度閒置。1942年初,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在此宣告成立。憑藉黃毛應村優越的戰略位置,小堂遂成為游擊隊指揮中心。1944年秋,日軍得悉游擊隊在此活動,大舉圍剿黃毛應村,並在教堂內嚴刑拷問被捕村民。日軍最終未能取得任何情報,於是轉而洗劫黃毛應村洩憤。村民捍衛家園的勇氣與決心,令人敬仰。

黃毛應村玫瑰小堂內部,圖片攝於2022年。
港九獨立大隊成立後,西貢成為抗日大本營。位於西貢沙角尾村的典型「卜卜齋」育賢書室(三級歷史建築)一度成為港九獨立大隊的秘密抗日基地。書室建於1928年,門楣及正立面上端分別刻有「民國十七年建」和「1928」字樣。其一樓陽台採西式圓柱、拱門與花瓶狀欄杆裝飾,展現中西合璧的建築特色。抗日時期,港九獨立大隊成員以育賢書室作據點,營救滯港的文化界名人及愛國民主人士。中國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的夫人曾暫居於此,後渡海至深圳。

育賢書室曾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基地之一,圖片攝於2022年。
位於沙頭角石涌凹的羅家大屋(三級歷史建築)也曾是港九獨立大隊的情報站。大屋由巴拿馬華僑羅奕輝於1930年興建,羅家上下多人於抗日時期擔任游擊隊骨幹成員,活躍於不同戰線。日軍進攻香港時,羅氏兄弟羅雨中、羅汝澄、等組成香港首支聯防自衞隊。羅氏一家為香港抗戰作出重要貢獻,被譽為「香港抗日一家人」。時至今日,羅氏後人延續先輩的愛國情懷,於2022年將羅家大屋改建為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,為香港國民教育譜寫新篇章。

沙頭角石涌凹羅家大屋及其附屬建築物,現為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。
位於元朗十八鄉楊家村的適廬(二級歷史建築)是華僑商人楊衛南、楊竹南兄弟的大宅。楊竹南於抗日時期,將適廬借予游擊隊作為港九大隊元朗區武工隊的據點。適廬是1942年「秘密大營救」的重要中轉站之一,該輪行動營救大批滯港文化名人,包括哲學家胡繩、科學家高士其、畫家何香凝、詩人柳亞子、電影明星胡蝶、出版家鄒韜奮及作家茅盾等。茅盾其後在《脫險雜記》中記述一行人於逃險路上借宿適廬的細節,他們之後經落馬洲進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駐地深圳龍華白石龍村,全程約五十公里。
據楊竹南後人憶述,游擊隊成員在適廬暫居時紀律嚴整,舉止有禮,按級別分住不同房間,但由於人員眾多,部分成員只能在大廳席地而睡。當時大廳堆存大批作戰槍械,其中一支槍械更曾經走火,在牆身留下彈痕,其修補痕跡至今猶存。

適廬門樓(左)及內部修補牆身彈痕處(右,紅圈處)。
「大灣區東江縱隊文物徑(香港段)」其他地標包括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、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及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。市民可瀏覽古蹟辦網頁「大灣區東江縱隊文物徑(香港段)」,閱覽這些蕩氣迴腸的故事,向保家衞國的先烈致敬。
作者為文物保育專員梁子琪
(本文刊於二○二六年一月八日《am730 ─ 古蹟.尋珍》專欄)